大刀符号 记录百年前沪粤语方言的“活化石”

“刀，一刀ih破陶；袖珍——洋刀杨头；纸——切纸刀；a大——(士兵用)，关刀关头，大刀头；劈砍，薄刀卜头…………”

以上关于英文单词“刀”(刀，匕首)的词条，摘自《英汉上海方言词典》(第二版)，为上海基督教方言协会编写。原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1913年再版，现已全球绝版。

从这个词条可以看出上海话一百多年来的传承和演变。比如在今天的上海话和普通话中，“裁纸刀”仍然被翻译为“裁纸刀”。现代上海话中，“袖珍刀”不再翻译为“洋刀”，而是翻译为“折刀、小刀”。

比如从词条“刀”的读音可以看出，直到20世纪初，上海话还有两个入声(-h和-k)，比如词条例“刀”中的“一”(ih)，以及“伯刀”中的“伯”(bok)。(还要注意“标在声母前”是升调符号，“标在韵母后”是降调符号)

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是在《英汉上海方言词典》(第二版)的基础上重新整理重印的，《晚清民初粤语法汉词典》也出版了，两者都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沪、粤两地方言百年前风貌的“活化石”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大批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大地上翻译出版了大量汉语方言圣经及其通俗教义，编纂出版了种类繁多的方言和方言学著作。

遗憾的是，这些由西方传教士撰写的中国方言学著作散见于国内外的市级、高校图书馆或馆藏中，长期被忽视。

《英汉上海方言词典》和《法粤字典》，原本是清末出版的，几乎失传了。唯一的善本，长期藏在天津马场路原工商学院教堂钟楼的阁楼胶合板里。钟楼建于民国初年，后置于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场道校区。

上世纪80年代，学校在清理教堂钟楼做其他用途时，偶然发现了两本字典。其中《法粤字典》更是不全。这两部词典的价值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担任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后，修刚教授非常重视两本词典的发现，并将其搬到天津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朱亚军在《汉日大词典》项目上认识了修刚。听说这两部辞书的发现后，他认为其文化价值和学术史价值不可低估，当即表示要收集、整理、出版。在抄了两本词典后，朱亚军请教了中国著名的对话学家钱乃荣教授。钱乃荣认为，这是中国唯一记录百年前上海、广东面貌的活化石。

为此，上海译文出版社词典编纂组主持专家团队历时三年，收集了天津外国语学院图书馆收藏的1901年《英汉上海方言词典》和1909年《法粤字典》两部孤本，以及散落在天津外国语学院、香港大学、乔治敦大学、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其他1909年《法粤字典》部善本，以民国时期为参照。

两部词典的第二版《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收录了约15000个词条，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文化、科技、生产活动等各个方面的词汇，并采用罗马字母制定了上海话的拼音方案。103010收录了丰富的广东方言口语词和常用语，并制作了与法语字母相同或相近的jyutping，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粤语词汇、语音语调，也具有较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此外，作者在前言中对粤语语音和语法做了详细的解释。

钱乃荣教授长期致力于吴语(上海话)和方言保护的研究，开发了“上海话输入法”。在两本书的序言中，他写道：“两部词典作为活化石，见证了近代中国上海、广东一带方言在西方语境影响下的变迁。通过语言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我们可以一窥近代以来沪粤的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为沪粤方言的历史研究、历时和共时的综合研究，乃至清末民初中国整个社会生态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晚清民初粤语法汉词典》

见证上海方言变化最快的一段时期

《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还在1926年第六版《晚清民初粤语法汉词典》中记录了许多有完整注音的实用短句。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初市场交易、交通、生活的基本面貌，也可以发现语言结构的一些新旧变化。

钱乃荣在序言中，引用了上海话的是非问题。上海话从松江方言继承下来的常见语法形式是“V va”(比如书中“商人”一节有这样一句话：“今天的农有什么不对吗？”“要不要卖掉？”)，后来受苏州话和保山话自带的“A V”形式影响，“夜班车上有被困车吗？”在1916年版中被添加到乘坐火车和电车时使用的新句子中。这种说法，还产生了两者叠加的“A V…va”的新的混合用法，如：“拉火车有吃的吗？”

钱乃荣在接受该报采访时指出，上海话至少有700年的历史，上海话是黄浦江两岸松江话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府城松江话一直是上海人眼中的权威方言。开埠前，上海话和松江话很像，可以统称为松江方言区。开埠后，随着上海的城市化，市区的上海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上海成为全国的金融、经济、文化中心，上海话也成为江南乃至全国语言发展的领头羊。层出不穷的新词通过上海话被引入到普通话的洪流中，如roads、cars、course(来自英语单词course)等。

钱乃荣，根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一百多年来，传教士在上海出版了50多部上海话作品。利用这些著作中记录的数据，正好可以梳理出变化最快时期(从开埠到大都市时期)上海话语音、词汇、语法的真实发展史。这些资料证明，上海市区话虽然在语音语调上明显不同于被称为“本地话”的郊区话，但上海话仍然是以松江话为基础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由宁波话、苏州话和其他本地话混合而成的“一种新语言”。钱乃荣说，世界各地的移民对上海话的贡献就是炒出了各种各样的新词，因为当时很多

《法粤字典》

据悉，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于近期启动“英、法、日上海方言录集”项目，未来将继续与天津外国语大学等知名高校合作，收集、整理、出版中国语言文化和方言文化的国宝，以呈现和普及更多的珍本善本，激励更多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加入到挖掘和保存民族语言文化瑰宝、培育世界语言文化共同体的队伍中来。

“英法日三语上海话记录集”项目将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书单如下：《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原文为1862年，麦高高主编)；103010(原文为1868，艾主编)；003010(原书为1900年，戴维斯、D.H .薛思培、J.A .主编)；003010(原书为1913年，弗朗西斯李斯特霍克斯波特主编)；003010(原书为1939年，普南俊、布尔奇瓦主编)；003010(原书是1941年，ed

这套丛书见证了现代上海话在西方语境影响下的演变。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两部日文书籍可以作为西方传教士书籍的重要补充，如上海话词序中“SOV”变“SVO”等。因为不同于英语和法语的“SVO”(主谓宾)结构，所以老上海话的语序是“SOV”(主谓宾)，和日语差不多。比如上海话说“我吃晚饭了”，而不是普通话的“我吃晚饭了”。此外，通过语言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现代人可以一窥近代以来上海历史、社会、文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