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公司攻略生化武器（「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

[环球时报记者李继安]编者按：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美国煽风点火。华盛顿见火起，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灾现场”，生怕烫着自己。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火花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围过来往洞里看，想找出美国人到底藏了什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说，乌克兰是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实施军事生物计划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其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专家的独立调查，停止排他性地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合理的要求不会被美国接受，因为近百年来，美国一直在推动生物武器的研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在此期间，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识不断加深。只有理清美国深入了解生物武器的过程，才能透过各种鱼龙混杂的事件和真假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理解美国“停不下来”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的名单，那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瘟疫。346年，可怕的瘟疫在现在的乌克兰爆发了。逃亡的人们把这种“死亡”带到了西西里，然后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短短五年，第一波瘟疫夺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事实上，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的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遭到过5次瘟疫的袭击。这场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也粉碎了东罗马帝国复兴的梦想。另一种可怕的瘟疫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陆美洲新大陆时，他们带来了这种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几百个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当时25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今墨西哥)？因为一名被阿兹特克人俘虏的西班牙士兵感染了天花。此后10年，阿兹特克人口减少到650万，幸存者失去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灭亡了。

瘟疫对人类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但解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人类在顽强地与疾病抗争，不断地追求光明；另一种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利用”场所，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不分伯仲，就像发动了一场“民族战争”，而蓄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自古以来，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制者，都会在额头上刻上“——绝密”两个字。二战中，美军有两个绝密项目，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是美国化学战部特别计划办公室推动的生物武器项目。两个项目不得在人员上纠缠，相关人员不得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出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种炸弹，重点轰炸柏林、汉堡等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包括106枚重1.8公斤的“炭疽炸弹”。据计算，这400多万枚“炭疽炸弹”可以炸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轰炸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的禁区。同时，英军还计划向德国空投数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不是牛肉做的，而是奶牛非常喜欢的亚麻籽饼。英国女工被组织起来往这些蛋糕里注射炭疽孢子，会造成牛大量死亡，对人类造成炭疽热。肉牛和奶牛的“灭绝”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人民的食物供应。

最终这些计划都没有付诸实施，因为太过残酷，盟军已经在战场上占据了主动。然而，这种“炭疽炸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个兵工厂。英国之所以要和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强大的工业实力做后盾。美国符合要求，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是从欧洲的“需求”开始的。生物武器的发展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领先，英国和美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急于发展生物武器，是因为这些武器和化学武器一样，可以在不破坏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大规模杀伤敌人，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第一，他们可以全面滥杀，主要针对平民，可以削弱敌人在战争中的作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视为战争时期的“正常”爆发；三是难以保护；第四，技术门槛比较低，成本要求不高，杀伤力不弱。

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会用轰炸机对英国发动生物战，于是大力发展生物武器，随时报复德国，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国陆军化学战部成立了一个高度机密的特别计划办公室，该办公室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德特里克营后来成为德特里克堡，后者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世界闻名”。特别计划办公室成立后，即使在美军内部也是高度机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和华盛顿的官员。当时美国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生化武器，而是为英国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为此，化学作战部把维哥县的一个兵工厂作为秘密实验和生产的据点。有铁路专用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有46个弹药库和3个大型地下储存设施，还有上千人的厂房和营房。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种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在1944年开办了一所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范围内，特别计划办公室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著名大学开展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美国在生物武器的研发上投入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昂贵的原子弹项目也只有它的5倍。日本即将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步转为和平用途。然而，时任美国陆军部部长的斯图姆下令，不能停止生物战的研究活动。这导致了美国后来向臭名昭著的日军731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朝鲜战场上对中国和朝鲜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的概念之所以达到顶峰，是因为美国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能够达到核武器的水平，或者说在核弹使用后能够立即使用生物武器，从而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民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军事对抗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生物武器使用的“不可追踪”特性受到了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同步发展生化”，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中也使用了脱叶剂和作物抑制剂。当古巴导弹c

虽然美国在黑暗中工作愉快，但生化武器始终是国际社会无法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隐瞒的生化武器事故，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遭到国际谴责。美国和苏联开始准备军备控制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但所谓“放弃”，就是美国把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制在防御范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于是华盛顿刻意模糊防御和攻击的界限，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军趁机打着防范生物威胁的幌子“猎杀”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国家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水平防护性生物实验室，同时获取了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

当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猝死”时，美国人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笑容很快从脸上消失。因为美国人发现，当一个苏联垮台时，更多的敌人出现了。战乱国家、极端组织甚至巴尔干、中东、非洲的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获取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变得更加容易。如果说核武器门槛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那么生物武器不仅“容易得到”，而且“容易使用”，因为它们针对的是没有保护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目光盯在了几个反美国家身上。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并发动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袭击。当时，数百人接触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上已经有所退缩，此后态度更加消极。在中国建立强大民防体系的同时，在国际上部署了大量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够威胁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强大的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必将成为自己的手铐。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里只有16年没有战争。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贼易，破心贼难。“人心贼太旺”，贪婪横行，这是美国的典型。美国心中的敌人太多了。只要有敌人，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